于宏程浅谈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发展与挑战,谈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

在全球秩序深度调整、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背景下，人口结构变迁、科技创新迭代与各类市场主体的生存发展，已成为关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。当前，外部环境风云变幻，内部增长动力深刻重塑，人口与产业的适配、科技与实体经济的融合、企业的纾困与成长彼此交织、相互影响，既蕴藏着新的发展机遇，也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。系统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，深入分析内外矛盾与结构性问题，对稳定经济大盘、防范化解风险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全局性意义。

一、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外部风险加剧

全球经贸格局正处于多重风险叠加、秩序加速重构的深度震荡期，地缘政治冲突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。2026年3月以来，美伊冲突与中东战事持续升级，不仅造成地区阵营对立、地缘格局深度撕裂，更直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分化与割裂，对能源供应、国际贸易与金融市场形成全面冲击。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、全球供应链运转受阻、输入性通胀压力抬升，世界经济增长预期随之下调，新兴市场更是面临资本外流、汇率波动与债务压力叠加的多重风险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中美博弈呈现短期缓和、长期精准围堵的基本态势，科技、产业链与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；欧盟内部立场分化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，众多中小国家在大国竞争格局中被迫选边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失序。与此同时，台海局势面临外部势力干预风险，地缘安全隐患进一步上升，对市场信心与区域稳定构成潜在影响。

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，直接冲击外贸订单、跨境投资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，对外向型经济和广大中小微企业形成显著经营压力。面对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，唯有立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，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，才能为经济平稳运行筑牢坚实根基。

二、三驾马车：结构分化中的韧性与深层隐忧

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消费，当前呈现出总量平稳、预期偏弱、结构分化的鲜明特征。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，同比增长3.7%，其中服务零售增速达5.5%，显示居民对文旅、康养、教育培训、生活服务等品质型消费需求稳步提升，消费升级大趋势仍在延续。但与此同时，汽车、家电、住房相关等大宗消费复苏乏力，中高端服务消费增长受限，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较强、储蓄率维持高位，消费信心不足与收入预期不稳相互制约，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掣肘，也直接影响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回暖。

投资领域呈现整体收缩、结构优化、新旧动能转换的鲜明态势。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.8%，其中房地产投资降幅达17.2%，传统基建投资增长近乎停滞，依赖土地财政与传统基建的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。但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新兴领域投资强势补位、逆势增长：制造业投资增长0.6%，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投资增速达16.9%，信息服务、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增速高达28.4%，资本明显向高技术、高附加值、高成长性领域集聚。这既表明传统增长动力持续减弱，也意味着新动能正在加快形成，投资结构深度调整的过程，既是阵痛期，也是转型关键期。

出口展现出较强韧性，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。202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2.7%，在全球需求疲软背景下实属不易。出口结构持续优化，高技术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提升，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市场份额稳步扩大，跨境电商、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，有效增强了我国抵御外部市场波动的能力。但也要看到，全球需求不足、贸易壁垒增多、汇率波动与物流成本上升等问题，仍在持续挤压外贸企业利润空间，外部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仍将面临较长时期的经营压力。

三、三农：稳增长的压舱石与潜力释放难题

三农领域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与安全底线，也是未来重要的内需增长极。202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4297.5亿斤，同比增产1.2%，连续11年稳定在1.3万亿斤以上，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1000斤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4.1%，粮食安全与重要民生商品保供底线牢固，为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基础。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%，智慧农业、设施农业、农产品初加工快速发展，农村电商、乡村旅游、休闲农业等新业态蓬勃兴起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%，增速快于城镇，县域就业吸纳能力与农村消费活力逐步释放。

与此同时，三农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。农村人口老龄化、村庄空心化、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问题持续加剧，农业劳动力素质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；县域经济产业链条短、产品附加值低、品牌化程度不高，农村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与城市差距依然明显，产业、人才、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尚不健全。农村消费与投资潜力巨大，但受制于收入水平、社保覆盖、市场供给等多重因素，仍未得到充分激活，如何把乡村振兴战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，仍是重大课题。

四、人口结构变迁与现代产业体系的适配性矛盾

人口结构深刻变化，是影响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、趋势性变量，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口结构与现代产业体系的结构性错配。我国人口已进入少子化、老龄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并存的阶段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、年龄结构逐步老化，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型，但转型过程中矛盾集中显现。一方面，高端制造、数字经济、航空航天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技能人才、高端人才缺口持续扩大，关键技术领域“卡脖子”与人才短缺问题并存；另一方面，传统产业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难度增加，劳动力市场“招工难” 与“就业难”并存，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问题突出。

技术快速迭代与就业市场的矛盾日益凸显。智能化、自动化、数字化技术加速渗透到制造业、服务业、商贸流通等传统行业，对重复性、标准化、中低技能岗位形成规模化替代，而劳动者技能升级与知识更新速度，远跟不上技术迭代节奏。短期看，技术替代会导致部分行业岗位减少、就业压力加大，进而影响居民收入预期与消费意愿，容易形成技术替代—就业不稳—收入放缓—消费收缩的连锁负向循环。如何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，实现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协同推进，是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。

五、基层治理与营商环境：制约发展的现实堵点

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，直接决定经济发展质效，当前基层治理与市场主体需求不适应、不匹配的问题较为突出。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对数字经济、平台经济、新业态新模式认知不足、能力滞后，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存在“不敢管、不会管”的保守倾向；部分仍沿用传统行政化思维，以简单化、一刀切方式管理服务企业，重监管、轻服务，重流程、轻实效，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
营商环境“最后一公里”梗阻现象依然存在。政策出台与落地存在温差，部分惠企政策知晓率低、申请流程繁琐、兑现不及时，隐性壁垒与隐形门槛尚未彻底消除，中小微企业在融资、用地、用工、市场准入等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。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，其生存困境直接传导至就业大盘、居民收入与消费终端，只有持续推进基层治理理念、方式和能力现代化，下大力气打通政策落地堵点、降低综合经营成本、优化公平竞争环境，才能真正激活市场主体活力，为经济发展注入内生动力。

综合来看，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外部风险加剧、内部结构转型、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，短期压力与中长期挑战并存，传统矛盾与新型问题交织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必须系统施策、协同发力，只有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在变局中稳预期、在转型中破难题，才能实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、结构持续优化、民生不断改善，推动中国经济在复杂形势下穿越周期、行稳致远。

作者系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副会长